< < 旧版 English

研究咨询
研究成果
您当前所在的位置: 首页>研究咨询>研究成果
农业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突破口
发布日期: 2018-02-27 发布单位: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浏览量:

   

  一、   农业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沿线农业发展水平,塑造良好政治环境

  农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经济三大安全,这决定了农业合作的属性和内涵不仅限于农业领域或经济行为,而逐渐成为与国际国内农产品供给安全和国家总体外交密切相关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覆盖30多亿人口,辐射40多个国家,以亚洲为主既是世界最大粮食产区,更是最大消费区。其中,东南亚农村人口3.44亿人,占该地区人口的58%,是世界稻米、糖料作物、热带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农业产值占GDP高达35%。中亚是前苏联重要的粮食、棉花和畜产品基地,南亚、中东欧等、西亚北非等区域也都是传统农业产区。与此同时,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技术水平不高、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加之气候变化、环境资源约束加剧等因素,沿线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安全面临共同挑战。中国农业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技术优势、管理经验,对沿线国家具有较强借鉴意义。加强农业合作,有利于促进沿线农业技术转移,提高各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与能源等领域相比,农业合作具有“与民众近”、“见效益快”等特点,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既符合我“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又符合沿线国家发展民生、争取民心的迫切愿望,对塑造有利的周边发展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二)保障国内粮食安全,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东接活跃的亚太经济圈,西连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市场广阔,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亚5国拥有巨大的土地资源及旱作农业资源,耕地3236万公顷,草地和牧场25083万公顷。东盟10国有农用地12384万公顷,发展农业气候条件适宜,物种资源、水资源丰富。中东欧16国农业用地6274万公顷,人均可耕地为0.34公顷,为我国人均耕地的3倍。加强农业互利合作,有利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优化和稳定国内稀缺和战略农产品来源,破解国内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瓶颈,保障“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有利于加快农业“走出去”战略实施,拓展我国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培育参与和引领农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对推动国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周边省区特色农业资源开发,发挥区位优势,共建跨境农业经济合作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三)推动世界粮农格局优化,保障发展中利益

  现行的农业多边贸易体制以1995年达成的WTO农业协定为框架,主要由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主导,其实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制度促进了农业跨国企业和粮食市场一体化,也引发了粮食产业链领域的垄断资本控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无益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和农民就业增收问题。发达国家通过现代农业企业与发展中国家小型家庭农业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决定了多哈回合谈判无法在短期内达成结果。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掀起的“TPP”和“TTIP”等区域贸易安排又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完善机制,增强政策磋商与立场协调,推动落实农业投资贸易便利化举措,有利于壮大沿线农业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增强我国在全球粮农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农产品定价权,推动国际粮农格局更为公正、合理、高效。

  二、沿线农业合作的现状与成效

  (一)农业合作机制日益丰富

  健全的多双边合作机制是深入开展对外农业合作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与30多个亚洲国家签署了50多项双边农业合作协议,与15个中东欧国家及俄罗斯等国签署了32个双边农业合作协议,并与其中的24个国家建立了副部级或司局级工作组或联委会。我还与沿线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10+110+3GMSAPECG20ACD等多边框架下开展了农业政策与技术交流、人员培训、贸易促进等多种形式合作,建立了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APTERR)、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AFSIS)、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信息网等多个合作机制和平台。东盟与中日韩农林部长会、上合组织农业部长会、APEC农业与粮食部长会的定期举办,有效配合并丰富了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上合组织峰会及总理会议、APEC 领导人会议的召开。

  (二)农业援外与技术合作成效显著

  农业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广泛利用援外资金、部门财政专项和地方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援助与技术合作,截至2013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援建了204个农业成套项目,实施农业技术合作项目60个,派出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近万人次,邀请来华培训近3万人次,还提供了粮食、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大量无偿物资援助和优惠贷款,为受援国改进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应对粮食安全问题挑战,中国还积极参与FAO“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下的农业南南合作,先后于2008年和2014年宣布分别向FAO捐赠30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设立信托基金,目前已向24个发展中国家派遣了1008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

  (三)农业“走出去”初具规模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农业“走出去”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农业产业整体实力和保障粮食安全都具有特殊意义。近年来,在中央重视和多方支持下,农业“走出去”初见成效。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2013年,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存量从3.32亿美元增加至71.8亿美元,373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建立涉农农业企业443家,其中主要分布在亚洲(占比45.6%)、欧洲(占比21.9%),俄罗斯、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周边国家是企业对外农业投资主要目的国,投资主体主要来自沿海发达地区和东北、西南等边境省份。其中,农垦系统成为农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截止到2013年底,已有23个垦区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其中7个垦区在中亚3个国家、东南亚8个国家、俄罗斯、中东欧等沿线国家开展了27个农业“走出去”项目。农业对外投资行业逐渐从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环节向农产品加工、仓储流通、信息服务等全产业链延伸,投资合作方式逐渐向企业联盟、跨国并购、经济合作区建设等多种模式转变。

  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从宏观政策层面,一是缺乏总体规划引导与统筹协调。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多双边机制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业交流与合作,但由于管理渠道、资金来源、合作主体及方式等不同和部门间工作联系机制不健全,合作项目较为分散,未能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应,突出表现为部门间合作资源分散、政府间农业合作与企业“走出去”结合不够紧密,合作机制虽然丰富,但跟进落实亟待加强。二是支撑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由于农业合作项目面临自然、政治、经济风险较高,不少项目带有公益性质,投资回报率低,不能享受国内农业投资优惠政策,资金不足和境外融资难仍然是农业“走出去”的重要制约因素。另外,投资保护、保险、税收、信息、咨询等支撑和服务体系也亟待完善。

  (二)从合作主体来看,一是农业对外投资规模不大、层次不高,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种植业等附加值不高的产业链低端环节,企业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待增强;二是“走出去”的集群效应有待形成,目前大多“走出去”企业仍处于各自为战、无序竞争状态,上下游产业配套、分工协作的海外农业投资格局尚未形成;三是亟需具有国际经营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对投资国的农业产业政策、农产品市场潜力、农村风土人情等情况了解不够。

  (三)从合作对象看,一是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均需防范。欧亚大陆是国际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区域,大国在这一地区角逐异常激烈,沿线局部地区局势动荡、区域政治安全形势扑朔迷离,邻国之间领土、领海争端及民族、宗教方面的矛盾,都给农业合作带来复杂性。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投资环境及管理体制不完善,主权信用风险较高,对外商直接投资审批手续繁琐、外汇管制、税收、保险管理不完善等,不仅加重了企业投资成本,也加大了投资风险。二是大多沿线国家农业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落后,深加工能力不足、农产品运输仓储等瓶颈问题突出,严重制约大型农业项目的实施。

  四、   “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思路与建议

  (一)农业对外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农业合作应遵循“一带一路”共建原则,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市场运作,以培育我国农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为关键,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政府引导与支持,着力提升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一是要加强规划引导,从国家层面编制农业对外合作规划体系,加强总体战略规划与地方规划、国别规划、产业规划的衔接,引导农业对外合作健康、有序、快速发展。二是要加强政策创设,积极推动国内惠农政策境外延伸、优惠信贷、紧缺资源产品回运关税减免、出境农资快速通关等一系列财政、金融、外汇、税收、保险、检验检疫、进出口扶持优惠政策的设立,支持农业“走出去”。三是完善服务支撑,充分发挥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系会议机制对农业“走出去”的引领、协调与服务职能,健全农业对外合作信息采集、统计和共享制度,完善投资保护、海外预警、信息咨询等支撑服务体系。

  (二)加强与现有机制和资金相结合

  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要积极利用现有多双边农业合作机制,加强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资金的结合。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农业联委会、混委会、工作组等多双边工作机制,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农业部长会、东盟与中日韩(10+3)农林部长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农业部长会、中阿农业合作高级别论坛等定期会晤机制,积极向重点国家派驻农业外交官,加强区域性政策磋商、对外立场协调与信息互通,推动合作项目向纵深发展。二是加强投资贸易促进平台建设,共建农业产业示范园区,进一步完善欧亚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海中食展、中国-中东欧农业经贸合作论坛等农产品展销、经贸洽谈、推介和信息平台。三是加大援外资金、丝路基金等对农业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业援外的专业化管理;针对农业投资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加快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的融资模式创新及信用支持、风险防范等配套制度建设,积极寻求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横向合作,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

  (三)突出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带动

  一是资源和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战略。以提升沿线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区域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目的,支持我国优势种子企业、大型粮食企业建设境外品种示范基地、规模化粮食生产示范基地,带动我国种子、农业技术、农资、农机等“走出去”,重点开展农机装备合作。以提升沿线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和畜产品安全水平、缓解国内外牛羊肉紧缺为目的,加快与周边国家构建跨境动植物疫病联防联控体系,推进与重点国家牛羊肉无疫区建设合作,积极开展兽药疫苗、饲草料、畜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以推动沿线国家重要出口创汇农产品增产和缓解我国重要战略农产品短缺为目的,支持大型企业在沿线重点国家开展天然橡胶、棕榈油、大豆、棉花等大宗战略农产品种植加工一体化合作项目。

  二是技术援助为先导的投资战略。以技术合作为突破口、投资为驱动、企业为主体、重点项目为抓手,探索基础设施+技术援助+投资+农业基地合作模式。通过技术援助加强沿线国家农业能力建设,为大规模农业投资提供坚实技术基础;通过农业基础设施与大型农业项目投资捆绑模式,加强对购销、仓储、物流和港口等流通环节控制;培育扶持一批有实力的对外农业投资企业群体,鼓励通过企业联合、境外并购等形式,投资农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强对农产品的定价权。

  (四)与区域特色资源开发相结合

  建设“一带一路”是我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切实举措,可以成为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农业经济带,应充分发挥重点省份的地缘优势和既有合作基础,加强向对应地区和国家的辐射,形成分工合作、重点突出、省域联动的全方位农业国际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广西面向东盟的热带作物经济带,云南、四川面向缅甸和南亚的特色农业经济带,东南沿海地区面向马来半岛的战略农产品经济带,东北地区、新疆面向俄罗斯、中亚的土地密集型农业经济带,陕西、宁夏面向西亚北非的旱作农业经济带。

  张芸、张斌发表于《农业经济》2016年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