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国加强了向非洲派出规模性的专家队伍，从百名高级农业专家到援非农业技术组，通过传播中国的农业技术，增强非洲的农业自力更生能力一直是中国向非洲派出农业技术专家的话语表达。选拔专家的过程中，“技术职称”、“技术实践经历”、“参与项目实践经验”是进入专家群体的技术条件。中国的援非农业专家主要来自高校、农业科研院所和各级农业技术部门，都拥有与国内农业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所以技术性作为先赋性身份为个体成为专家能够“走出去”提供了合法性。先赋性的技术身份与结构性的政治身份通过国家制度化的建构成为中国援非专家的身份定义。然而，在非洲的实践活动中，技术性与政治性是否能够统一于专家自我认同中，在全球性与地方性遭遇的他乡，中国的农业和发展叙事是如何到达非洲，在这个过程中，专家对自我的身份认同遭遇了什么。

　　专家作为国家行为的代表，其身份中的政治性在一进入非洲的初期就获得了短暂的表达机会。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经商处代表的迎接仪式，中国驻外其他队伍的欢迎仪式，专家组与所到国家农业部相关部门官员的正式会面等环节都是专家组将国家赋予的身份通过空间转移在驻外国家的表达。在这个表达过程中，专家身份的政治性得到延续。然而，专家身份的政治性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只发生在国家间的仪式意义上，国家间的仪式意义表达只是偶然或定期举行，正如特纳指出，仪式一旦结束，人们的社会关系又回到日常结构中。而这种日常结构对于驻外的援非专家群体来说，就是技术性身份的表达场域。而中国援非专家在驻外期间的技术性身份的表达在技术的传播路径上遭遇了文化、制度等结构性障碍。

　　中国的农业技术在移植到非洲的实践中遭遇来自非洲当地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深层阻碍。当援非专家向当地人示范如何使用扁担的时候，习惯了用头顶物的当地人完全不习惯，“即使大粪又脏又重，有时还掉到脸上，他们还是用头顶”。中国的援非农业专家的技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农业实践经验的认同。他们所认同的精耕细作的技术方法根植于中国社会传统与文化规范及因此形成的对农作的认知的土壤中，并自觉地嵌入技术专家的知识体系中。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适合运输农家粪的工具，在非洲推广农家肥技术是无法被普及开来的。非洲人不会用扁担就像中国人不会用头顶物品一样，文化与习俗的差异性是技术与知识推广面临的深层次阻碍。非洲人深信人与自然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和谐平衡关系，他们将人看做自然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劳作与敬畏土地或崇尚自然有关，正如专家笔下的莫桑比克研究所对于中国在当地黄瓜生产示范的立架、整枝、落秧等技术方式视而不见，让从国外引进的黄瓜品种匍匐在地上自由自在生长。在非洲人的价值观中，自然界的生命之间具有合一性，正如莫桑比克当地的农民在谈论中国专家带去的番茄整枝技术时说“番茄苗也是或者的生物，我们不应该随意掐断它的枝叶，应该让其快乐生长”。以上反映出中国的农业技术经验的地方性身份源起同其普遍性扩展倾向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专家所推广的农业技术其背后是中国农业的现代性，在追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价值，以及现代农业生产关系。专家对于农业发展的理解是内生性的建立在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基础之上。当地方性知识经历空间移动到远方的另一个地方的时候，遭遇来自文化、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不适应性是不可避免的。相较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发展项目和援助，中国的农业技术的遭遇呈现被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共同裹挟的结构性制约。西方发展专家知识在发展中国家经过设计、加工、重新调整改造并形成了一套符合西方价值体系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技术和制度。这个过程伴随着权力的生产，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全球性价值-进入某一具体地方”的垂直型的知识加工过程和技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全球适应性、不受具体环境限制，形成了“一般性高于特殊性，技术性高于政治性，形式高于实质”的全球性逻辑。Scott(1998)在对知识的技术官僚主义批判中提到，全球专家知识是在破坏当地后重新整合地方制度、过程和技术，通过社会技术构思出一种可以统计出来的理性来迎合专家设计的干预。中国的农业技术是建立在中国的地方性实践经验之上，技术从一个地方性水平移到另一个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远渡重洋，传播路径呈现水平移动逻辑，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自我赋予一般性意义，当地方性技术被期待之后又在价值、文化、社会等因素的结构性制约下丧失魅力也就可以解释了。

　　来自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在重构过程中的缺陷不仅归因于独立性意义的文化要素，而且也受到制度的结构性制约。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中国的农业技术在传播过程中遭遇了项目设计的制度性缺陷。援非农业专家项目是基于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承诺，具有时间紧迫性，专家预算项目在设计上对资金用途进行了严格的分类，形成了统一的分类框架，资金按月从国内拨到专家的账号上。如果在非洲实地调研中提出临时性项目建议书，就面临资金结构性缺乏问题，列入预算分类中的资金充足，而实践实际需要的资金，比如联合专家队伍的出差经费不足，使得实地调研面临人员行动不协调等问题。正如某援非专家提到，“中国农业技术专家在技术培训推广过程中，要聘请吸纳受援国当地的农业专家。但是项目本身没有受援国技术人员的聘用及工作出差经费，受援国技术人员单位资金都相当紧张，造成他们合作积极性不高，形成中国专家一头热的现象。”不仅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预算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存在断层，在物资配套也存在政策（rhetoric)与实践(reality)之间的设计缺陷。“在农业技术组项目中，根据两国的政府备忘录，还援助了一批农业机械，包括水稻收割机、碾米机、烘干机等。……援助设备到达（对方）港口，由于接收方农科院没有能力付港口装卸费和税费，一直拖了四个月。……农科院的工作人员说，这批援助设备型号太大，实用性不强，并且还需要交纳一定的税和装卸费，这给本来资金拮据的农科院增加了很大负担。”这些制度性障碍阻碍了专家发挥自我能动性的空间，在缺乏预算、对方的配合、可行性机会的情况下，专家的功能性——技术知识只能选择妥协，“我们在自己住的院子里面……种了一小块做实验”。专家对于资金资源的分配权力非常有限，当专家根据实地情况提出的计划在政策层面无法得到回应的情况下，价值层面的自我认同削弱会造成行动力的悬置状态。在有年限的驻外过程中，中国的援非专家琐碎的、混乱的、面临各种临时性的实践被纳入到设定好的项目分类中进行管理，将专家置于各种矛盾中：关系与动机的复杂性、日常工作中的妥协与怀疑，使得专家的行动层面的价值性大大被削弱了。当他们的热情和能力被制度结构束缚住的时候，专家的个体选择只有两个：一种是专家只能退回到工作最简单的状态，他们的工作变成了朝九晚五式的官僚状态，专家身份中的技术性开始遭遇形式化的对待，下班之后回到专家住所的生活变成了最真实的存在；一种是专家在非洲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国家对个人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角色不得不通过私人空间的弥补不稳定的维持，由此出现了身份定义的非正式化，比如专家只能通过自己的个人关系让中国的农业技术在非洲狭小的飞地空间里呈现微型实验状态。正如某专家所言，“虽然非洲的技术人员通过中国的技术或管理培训对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赞叹不已，但并没有看到他们把中国的农业技术应用到本国的成功例子。”无论哪种情况，都呈现出援非农业技术专家的技术身份的弱化特点，专家的先赋性身份——技术性通过空间转移被削弱，甚至在某些人身上会消失。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技术身份延展性的制约是国家通过制度的结构性约束对个人造成的结果。技术身份存在空间节点和时间节点，出国这一行动成为切换国家对个人控制方式的关节。技术性是属于个人，而政治性是属于国家，由国家生产出来的专家身份的理性在经验层面决定了技术性的工具性，个人对技术性身份的诠释是一种边缘化的附属。

　　卢琰发表于《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6年第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