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有一类人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类人是中国政府派往非洲的农业技术专家。中国向非洲派出农业技术专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60年中国向马里、几内亚等国派遣少量农业专家指导种植水稻、甘蔗、茶叶等。此后，中国农技专家相继在毛里塔尼亚、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索马里等国家协助开发农业项目。到七十年代，中国一方面通过继续向一些国家进行农技援助作为对非洲国家政治支持的经济回报，一方面通过外交方式派遣专家替代台湾农耕队。到七十年代末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市场的推动，中国向非洲派遣农业专家的工作配合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策略引入市场机制，倡导以“互助互利”为原则的双边合作关系。进入新世纪，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为标志，尤其是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援非八项政策提出3年内向非洲派出百名高级农业专家，再到2012年启动的延续高级农业专家项目的农业技术专家组，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农业技术专家的实践贯穿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体系的整个过程。

　　当我们在谈论“援助专家”这个身份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在西方的发展语境下，专家（expert)主要指代发展顾问、咨询、政策制定者、援助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这类职业化（profession)的被嵌入发展范式的“发展代理人”。在发展世界里还有一类人，被称为技术人员（technician），这些人在受援国当地直接向农民提供具体技术和培训。与职业化的“发展人”不同，技术人员在发展领域的工作具有暂时性，在完成一个项目之后，他们会回到国内的工作岗位上，比如农业科研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类人相互之间在职业发展路径上存在某些重合，比如有些技术人员通过在NGO项目中参与短期援助工作，之后选择进入发展机构成为职业型发展顾问，但是两者之间的种类性质具有根本不同，前者即韦伯所讲的西方科层制中职业化的技术官僚，而后者更具有去政治化的利他性和技术性含义。

　　然而，在中国援外语境下的援助专家和技术人员是谁？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亦或是合二为一？以农业领域的援助为例，中国的援外农业技术人员实际上被政策性地统一纳入到了援助专家类别中，不论是高级农业专家组项目，还是农业技术组项目；不论是来自高校的教授，还是地方基层的农业推广人员，在中国的官方援助话语中统称为援外专家。那么，在官方话语中的“专家”概念建构的背后其国家意识形态逻辑是什么？一方面，回溯历史能够发现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度本身的延续性。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别现象是向国外派遣大量的专家和顾问，这些专家涵盖了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方方面面，以苏联为例，向中国派出的专家人数最多，时间最长，从工业技术，到管理城市，从行政管理，到教育人员，直接参与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个领域。通过派遣专家和顾问，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然而，无论派出国的初衷怎样，在面临国家间冲突时的第一反应都是撤回所有专家。所以，这一时期国家派出的专家，呈现明显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化特点，个人本身的技术性在国家意志面前被弱化，技术具有承载国家意志进行对外输送的工具性功能。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对外战略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向非洲派出农业专家，70年代替代台湾农耕队等，都体现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投桃报李的政治互惠性和与台湾当局进行外交比拼的竞争性。因此，尽管现在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与当年相比已经高度去意识形态的政治化，而转向经济化，但是国家派出的专家项目仍然具有历史延续性。

　　另一方面，国家利用个人对于“专家”身份的期望，通过技术手段完成了将个人变成国家代言人的过程，这一过程国家通过模糊技术官僚等级之间的差异性，将原本处在不同技术等级上的个体通过国家的选拔、培训和任命生产出统一标准化的高水平“专家”群体。这一过程，模糊了不同技术等级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国家制度性权力完成“专家”身份的统一建构。那么，我们要问，按照西方对于发展领域中的共同体的种类划分，这些通过“技术职称”选拔出来的人是纯技术化的“技术人员”，但是在中国的援助官方话语中为什么赋名以“专家”？实际上，中国人对于“高大上”的“援助专家”的想象有一部分来源于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想象。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争取了很多的外援项目，正如一个参与中国援非高级农业专家项目的人员所说，“……（对于欧盟援助我国奶类发展项目的回忆）当时作为一名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感受到欧洲高级农业专家通过技术咨询与技术培训带给我们的先进的农业管理理念。我当时做了一个梦，……我们从事农牧业工作的人员啥时候也能作为中国的高级专家走出去……”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在中国的发展援助项目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人对于“援助专家”的想象和认知。“专家”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级的身份，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比较而言人力资源相对短缺，同时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对外开放导致视野的突然开阔以及国外技术的涌入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专家被神化，正如柯岩的《船长》中写道：“这可是国际港口，面对的都是专家，一张嘴就知道你有多少斤两。”因此，国家在政策层面的话语建构上通过赋予选拔的个人以“专家”的头衔，一方面向非洲国家证明中国政府对于非洲技术援助的重视，另一方面增强个人对于这种身份的自豪感，使得个人对于国家赋予的身份充满骄傲。正如某专家提到，“我们在国内就是基层的技术推广人员，没有人叫我们专家；但是到了非洲，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专家，工作桌前面写的是‘Chinese expert’”。 “我们代表的是国家，不能给国家抹黑”，“国家嘱托”、“国家需要”、“不辱使命”、“光荣与责任”等唤起了个体对于“专家”这一身份高度的国家使命感，使得个人将自我行为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国家以绝对主导性权威完成了“援助专家”的生产过程。

　　由此看来，中国的“援助专家”既不是西方的“发展代理人”，也不是纯粹被应征进入受援国当地向农民“手把手”示范与培训的技术人员，而是一类既保留了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意志相结合的历史传统，又是国家通过引入学习西方技术过程中对于人力资源进行再生产的产物，是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技术型国家代言人。

　　                                         投资政策处  卢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