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路线，一方面向国际社会打开大门，吸引不同国家的来华投资经商，一方面则在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战略进行了调整，从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政府支持鼓励企业参与的模式。中国“走出去”迎来了第二次浪潮，即“资本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非发展援助与第一次“走出去”的红色浪潮不同，国家的对非战略既包括了政治意义，也增加了经济意义。

　　从1978年到1990年年代末中国对非洲援助经历了两个时期的演变。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处于探索调整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提出了全球性的结构调整计划，非洲国家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被迫接受结构调整。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以摆脱西方附带严苛条件的贷款束缚。这一时期中非合作在战略关系上从反帝联盟向和平发展与权益维护的方向转变。1983年，赵紫阳总理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其一，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其二，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三，合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中国方面对所参与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重义，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的待遇；其四，双方合作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相互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四项原则”里没有出现“援助”二字，而是强调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而且合作的形式出现多样化，强调的是中非双方之间的互利共赢。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调整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援助的政治色彩淡化，经济合作成为重心；第二，援助注重经济效益，从中非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满足双方的实际需求和发展需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对非援助进入了改革深入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政府因此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过将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利用外资和其他对外经济合作方式相互融合，推动对外开放，提高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的能力。而这一时期，非洲国家正经历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阶段，对中国改变传统的援助方式提出了要求。因此，中国从援助方式、援助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援助方式上，无偿援助比例减少，主要用于受援国社会福利和公共基础建设；增加了中非企业合资合作的新方式，促进中非企业直接合作，双方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提供贴息优惠贷款，扩大援助规模，提高了援助资金的利用效益。在援助内容上，开展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项目、人员和技术培训项目等，同时将援助与补偿贸易相结合，用非洲国家生产的产品偿付援助贷款等，这一举措为新世纪以原材料和产品偿还贷款的方式的兴盛提供了实践基础。

　　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开始进入新的阶段。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非援助工作进入机制化。通过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对非援助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作机制，如三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和后续工作委员会等。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使得中国对非援助的一系列政策能够根据非洲国家的具体需求不断推进，得到了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和配合。这一时期，中国援非的领域不断扩展，除了传统的经济援助外，在教育、卫生、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相关民生领域的各种援助有了明显的增加。同时，为了适应中国援外工作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制不断改革完善，逐渐形成了以部际联合工作机制为主的援外管理体系。可以看出，以制度化为保证的中国对非援助改革使得中国援非更加注重实际效益，更加关注提升非洲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力，中国援非逐步从“输血”转向“造血”，注重通过更多样化的援助方式和援助内容协助非洲国家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通过UN系统的南南合作机制等多边援助机制向非洲提供援助。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援非政策经历的三个时期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在经历了20世纪革命性变革之后，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秩序的边缘，这与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与自豪是不符的。再加上近代以来的屈辱史和仇恨情绪，与其在一个把中国置于很低的历史地位的国际性秩序相比，一个以主权平等观念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更容易被中国接受，这或许解释了20世纪50-70年代末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对外援助观。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呈现迅猛发展态势，为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为己任”在世界图示中的现代呈现。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当今中国自身世界观的全球视角，表达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关系的文化逻辑，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天下观的现代呈现，关注“我”和“他”的关系，但对“权力”转移概念并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