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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与仪式——援非专家政治理性的生产
发布日期: 2017-05-09 发布单位: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浏览量:

  个体的自我认同实现于个体的实践生活中。“做什么”、“如何做”是个体在现代生活中面对“我是谁”的疑问时在实践层面上的行动回应。中国的援非专家主要来自于高校、农业科研院所和地方各级农业技术部门,在国内拥有农业及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这些人在国内有固定工作、家庭、一定社会地位,选择申请国家援非项目的动机是什么,对于援非专家的认知又是什么。

  专家X在回忆录中的开头写到:“在我小的时候,听到隔壁的叔叔是参与援非农业项目的专家。当时他回国戴着大红花,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像他一样成为光荣的援非专家?”从他表达中,充满了对于援非专家形象和工作的想象,这种想象在他的认知中自发形成一种向往。目前,据统计,中国援非农业专家的平均年龄主要集中在45-50岁,这批人青少年时期的国家社会大背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处在中国对外援助的第一阶段,即经历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阶段。个人和社会的共同记忆使得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无法摆脱情境下的国家与社会,所建构出的个体的自我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对于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援非专家作为一个整体被国家用来作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意义符号的表征手段,国家通过奖励和宣传手段完成国家意志在个体自我认同上的同一性且影响具有连续性。这在专家以后的生活风格和生活规划等实践中得到了行动回应。一些人将成为援非专家当成实现其政治信仰的技术工具,通过援非的方式在形式上进入类政治的权力空间,成为援非专家的政治理性就这样建立起来。

  技术的工具价值为政治理性的建立提供了舞台,这时的政治理性仅停留在个体粗糙的、想象的、模糊的认知层面。国家的援助行为通过国家在场的仪式向个体表达政治意志使个体对政治理性的认知达到顶峰。专家Y在其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次援非专家选拔近2000人报名,得到面试机会的才300人,在最后确定的100名专家里,我居然排名第八,这么多年,我还是真正为自己感到骄傲。”作为申请人,选拔的过程充满了对于荣誉感的形式刺激。这种光荣既来自于对遥远非洲异域的向往,也来自于国家意志的召唤。在对专家选拔的要求中,第一条是“政治素质好,愿意为中非农业合作积极工作”,“政治素质”所发生的场域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对他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发生长期稳定的内在作用的基本品质。这一品质使得农业技术推广这一去政治化的技术身份在选拔制度中退居其次,优先表达政治象征意义。

  出国前的“出征仪式”成为专家援外的重要仪式,这个仪式的实用功能让位于象征性意义的表达。在专家Z的回忆录中,援非人员的“出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举行,“所有参会人员和援非人员提前两天到京,进行彩排预演……每人佩戴统一配发的大红色绸缎绶带,镶嵌着‘中非友好’四个醒目的黄色字体”。“中央领导(副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出征仪式,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次难忘经历。……我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重大的活动,我们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面对中央领导同志,都是第一次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合影留念。”仪式参与者的心态,在仪式情境中显现出来一种超常心态,而这种超常心态与自我认同的建构存在共时性。在仪式中,各种情绪、情感和姿态、语态在具有仪式意味的行为过程中,形成了仪式的感性模式(modes of ritual sensibility)。“全场热烈掌声一片”“使劲左右摇晃了几下手中的红旗”“尽管彩排了数次,心情还是激动和紧张”“铿锵有力的发言”等都构成了“超常情态”的仪式行为,对专家的自我认同以国家在场的仪式建构并得到强化。援非专家的出征仪式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渡仪式,是发生于人生转折点的社会性活动。正如维克多·特纳在《仪式的过程:结构与反结构》(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中提出仪式是一种处于稳定结构交界处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现象,是对仪式前和仪式后两种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在这一有限的时空阶段,援非专家个体不同的职业、社会地位、身份、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消失,被唤起共同的情感和认知,对政治理性的认同达到最顶峰。回忆录中提到的三次“第一次”成为个体骄傲和光荣的资本,并一直伴随着成为怀旧之情的组成部分。

  出国前的礼仪培训也是对仪式的延伸,格兰姆斯在《仪式研究的起点》中将礼仪也划为仪式类型,指出其特征是“个人间的,形式化的”。援非专家在非洲实地中对于穿衣社交行为规范在出国前的培训中通过制度完成了对自我专家身份认同意义的确信。援非专家在实地中行为举止有一套标准的礼仪要求,“遵守组织纪律不能给国家抹黑”成为专家行为规范,并嵌入专家的意识自觉中。纪律通过制度化得到合理性,使得专家将自我行为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驻外期间的社交过程中不断被提醒。这种纪律将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间的界限模糊化,对于政治身份的认同从最开始模糊的想象的先赋性认同自觉地与制度性身份建构勾连,制度规范的身份所要求的同一性使得专家的自我偏好被压抑,只能放弃对多元选择的追求,否则被群体边缘化会更加痛苦。“不能单独行动”、“对于家庭和夫妻生活的忍耐”、“违反纪律遣送回国的威慑”等呈现专家维持政治理性的规范。

   

  (节选自《角色视角下的中国援非效果再考察:中国援非专家的身份认同》,卢琰发表于2016年《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九辑)